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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隐退之后，四族中，年岁或名气大的纷纷开办私学，讲经授业，年轻士子或闭门读书，或四处游学。

    在颍川四姓带动之下，颍川各士族名门或名士争相效仿开办私学、收纳学子。

    一时间竟使得颍川学风鼎盛，不仅深受本地士人追捧，其他州郡士子也是趋之若鹜，纷纷慕名前往求学。

    渐渐地，士人将以颍川四姓族学为首的各地私学合称为

    “颍川书院”，颍川书院之名开始享誉天下。至此，颍川四姓的名望更是再上一个台阶，几乎成了中原士族之领袖。

    不得不说，在这个书籍无法普及的时代，知识才是真正的力量，有了知识就有了名望，有了名望就掌控了舆论和话语权。

    虽然颍川四姓已无人在朝廷任职，却丝毫无损于其对朝廷的影响力。这与党人存在毫无二致，其不在朝廷，朝廷却处处是党人的影子。

    因此他们不担心朝廷的禁锢，反而对敢反叛朝廷的句章许昭抱有极大的戒心。

    毕竟

    “阳明朝廷”会让士族失去天然优越性，这是他们不能容忍的。说道这里，不得不提一下东汉的察举选官制度。

    两汉时期，举贤思想很好地付诸实践，形成了系统化的察举选官制度。

    在汉武帝的大力提倡下，察举制逐步确立和发展，成为汉代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，当时更是出现了

    “群士慕向，异人并出”的文化思想盛世局面。但凡事都有利弊，察举制虽然在当时的官制发展的进程中有着一定程度上的进步意义，但也被社会人性的弊病所限制，因而其本身包含了利弊两方面。

    东汉时期，郡国守相进行察举，都尽可能选择年少能报恩的人，这种风其实在明帝时已经出现。

    被举之人成为举主、府主的门生、古吏。门生故吏为了利禄，以君臣、父子之礼对待举主，甚至不惜谄附、贿赂以求固结。

    尤其是现在的察举制，完全失去当初的意义，弊端甚多。任人唯亲、唯财、唯势，权门势家把持察举的结果，令流弊百出，察举制度的根本缺陷暴露无遗。

    这就好比后世的那种

    “先富带后富”的政策一样，完全是低估了人性的贪婪。那些占据了大量优势资源的人，根本不会把自己的利益让出，分给后来者。

    别的不说，就拿本朝早期发生过一件事：有一个叫袁安的人客居洛阳，有一年，洛阳大雪，雪积地丈余，洛阳令出县寺，案行县中，路见人家皆把积在门前的雪清除掉，出来走动，有乞食路旁的，到了袁安家门外，袁安家门外的雪积得很高，把门都封住了，无有行路。

    洛阳令以为袁安必是死了，不是冻死，就是饿死了，遂令人除雪入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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